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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质调查简史(1949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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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17 19:56: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昆仑之鹰 于 2014-8-17 20:02 编辑

青藏高原地质调查简史(1949年以前)


     青藏高原是我国地质调查重要区域之一,全国各级地质资料馆馆藏了大量的青藏高原地质资料,对其进行开发利用,研究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历史,对于摸清青藏高原地质工作研究程度,促进青藏高原地质工作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根据全国各地质资料馆馆藏地质资料和已公开发表的有关论文,对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历史进行汇总分析,形成了地质调查简史供广大青藏高原地质研究者参考。
一、青藏高原概况
     青藏高原南起喜马拉雅山脉南缘,与印度、尼泊尔、不丹毗邻;北至昆仑山、阿尔金山和祁连山北缘,以4000米左右的高差与亚洲中部干旱荒漠区的塔里木盆地及河西走廊相连;西部为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脉,与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地区接壤;东部以玉龙雪山、大雪山、夹金山、邛崃山及岷山的南麓或档麓为界;青藏高原的东及东北与秦岭山脉西段和黄土高原相衔接。我国境内部分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横断山脉,横跨31个经度,东西长约2945千米;南自喜马拉雅山缘,北迄昆仑山-祁连山北侧,纵贯约13个纬度,南北宽达1532千米,范围为26°00′12″N-39°46′50″N,73°18′52″E-104°46′59″E,面积为257.24万平方千米,占我国陆地总面积的26.8%(张镱锂等,2002;李炳元,1987)。
在行政区划上,青藏高原范围涉及6个省(区)、201个县(市),即西藏自治区大部分地区、青海省大部分地区、云南省西北部地区、四川省西部地区、甘肃省大部分地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地区 。
二、古代矿业开发
     青藏高原矿业开发较早,池盐的开发利用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据藏文古籍《拉达克王统记》记载,藏王普德贡甲时期即开采铁、铜、银矿。隋唐以降,《旧唐书》(成书于945年)、《新唐书》(成书于1060年)、《西藏志》(成书于1792年)及藏文《贤者喜宴》(成书于1564年)均记载有小规模采矿,开采矿种有金、银、铜、铁、铅、汞、盐、碱、硼砂、煤、油页岩、石油、陶土、绿松石、青金石、硫磺、云母等(房建昌,1993)。
三、十九世纪国外探险家、地质学家的地质调查研究
     有记载的现代意义上的青藏高原地质调查研究则始于1807年(S.G.Burrard and H.H.Hayden,1908),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地质调查研究多在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开展,主要地区有青藏高原西南边缘地带的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克什米尔及帕米尔高原地区,北部边缘的祁连山地区及青海湖地区等,调查者多为欧洲和印度的探险家和少量地质学家,主要工作内容为地形测量及粗略的路线地质调查。
     1807年,英属印度殖民地政府组织人员赴喜马拉雅山和克什米尔地区进行地质调查研究,为有记载的首次青藏高原地质调查(S.G.Burrard and H.H.Hayden,1908;徐近之,1954)。
     1829年,英国人盖拉德发表《西藏的石印石》,是迄今为止能检索到的首篇有关青藏高原的地质文献(钱定宇,1991);1831年,盖拉德以发表了《海拔17000英尺处西藏发现的化石记录》;1833年,英国人埃弗勒斯发表《发现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贝壳化石纪实》。
1848年和1851年,R.Strachey在伦敦地质学会季刊发表《论西藏地质》、《喜马拉雅山脉及西藏地质》,介绍了在西藏西部穿越中印边境的二条地质剖面资料,记述了第四纪冰川,讨论了地质构造的发展,并附有地质图和路线地质剖面图。首次系统阐述青藏高原南部地质特征,(R.Strachey,1851;钱定宇,1991)。
     1877年,以斯俊义、洛奇为首的匈牙利东亚考察团对青藏高原北部贵德、西宁一带的红层及祁连山区浅变质岩系进行了初步研究,建立“贵德系”和“南山砂岩”等地层单位,著有《东亚旅行报告》(1877-1880)。
     1979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瓦尔斯基首次对青海湖进行采样分析,证明其矿化度较高,并含铷。
     此后,Ludwig v.Loczy于1880年至青藏高原东部巴塘一带、俄国地质学家K.L.Bogdanovich于1886年到青海湖地区、W.W.Rockhill于1891年至唐古拉山、巴塘地区进行探险及地质调查,沿途采集了大量岩石、化石标本。
     1894年,俄国著名地质学家奥勃鲁契夫到祁连山一带进行调查,认为祁连山东南之兰州-西宁地带为祁连山与昆仑山的交接地点。著有《中亚、中国北部与南山》。
     1899年,俄国地学协会委员柯兹洛夫等在近三年时间内,在青藏高原北部进行路线地质测量800英里,采集岩石矿石标本1200余件,获取大量宝贵地质资料。
     该时期虽以探险旅游为主,但仍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贡献(赵凡,2007):一是对喜马拉雅山开展的大地测量工作为地壳均衡论提供了重要例证;二是采集了大量古生物化石、探讨了地层时代,对古生界-中生界进行了初步划分;三是测制了部分地质剖面,识别出大型倒转褶皱在青藏高原的存在。这些研究成果,开启了青藏高原地质调查的先河。
四、二十世纪前半叶国外探险家、地质学家的地质调查研究
     自19世纪未到西藏和平解放前,凡50年。这一时期的地质调查研究除在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开展外,不少研究者已深入青藏高原腹地,调查者仍以旅行者和探险家为主,但地质学家明显增多。这一时期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除国外学者外,我国大批地质学家已深入青藏高原地区进行地质调查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或发现。
     该阶段标志性事件为著名的旅行家Sven Hedin于1899年开始的对青藏高原的系统考察研究。Sven Hedin为著名地质学家F.V.Richthofen的学生,其本人虽不是地质学家,但他在旅途中大量采集岩石标本,旅行结束后,即将所得材料交地质专家研究,因此,他对青藏高原地质研究的贡献远超他之前的旅行家及地质学家。他在1899至1908的十年间入藏三次,第一次(1899-1902)收集的资料经H.Backstrom、H.Johansson研究后发表于Sven Hedin主编的《中部亚洲》(Central Asia)第六卷第二册,部分成果与第二次(1906-1907)和第三次(1907-1908)采集标本由A.Hennig合并研究发表于Sven Hedin主编的《南部西藏》(Southern Tibet)第五卷,A.Hennig并根据这些材料编制成西藏西南部地质图一幅,为青藏高原地区最早的地质图。
     1902年,清驻藏大臣有泰经川入藏,在藏四年,写了32册约40万字的日记,详细记述了沿途及西藏的景观及气象情况,为后来气象和气候学研究白日提供了详实的资料。《有泰驻藏日记》于1988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1903年,O.T.Crosby由克什米尔到新疆南部旅行,沿途记录有大量岩石和火山信息。
     1903年冬天,英印军队武力侵藏,由印度大吉岭出发,经春丕河谷攻占江孜,渡过雅鲁藏布江逆拉萨河直达拉萨。随军有大量测量人员及一位地质学家H.Hayden。H.Hayden随英印军队侵藏路线沿途采集标本并测绘地质图,其研究成果发表于印度地质调查所专报中(H.Hayden,1907)。1922年,H.Hayden二次进入青藏高原,继第一次的工作由拉萨开始,向北至唐古拉山,但因H.Hayden次年遇难,多数考察成果未能发表,仅所采石炭纪化石由F.R.C.Reed研究后发表于印度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志中。
     1903-1905年,德国陆军中尉菲尔希纳到新疆南部、青海进行测量工作,为该区历史上重要的地形资料。
     20世纪初,青海藏传佛教领袖古浪仓活佛久哲切羊多杰多次在青藏高原北部地区(青海省同德、果洛、玉树、祁连、门源等地)考察,采集各种矿石样品50多种,并在天峻采得重达1500千克的陨石一件,现存于西宁。
     1907年,印度地质调查所与印度测量局为纪念青藏高原地区地质调查100年,编辑出版了《喜马拉雅山和西藏地理地质概论》,共四册,其中第四 册为地质部分。该书于1908年首次出版,1933-1934年再版。
     青藏高原西部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交汇之处,是进行地理、地质和探险多重研究的一个重要场所,南部的珠穆朗玛峰对探险家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二十世纪初,大批旅行者、探险家、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进入该区进行旅行、探险及科学考察,主要有:1913-1914年由F.deFilippi带领的意大利考察队在喀喇昆仑山东部地区(G.Dainalll,1933),1921年A.M.Heron在珠穆朗玛峰及周边地区, 1921、1925年C.Visser先后二次在喀喇昆仑山西部地区,1927-1928年及1935年H.deTerra和 C.Visser  Rudolf Wyss二次在喀喇昆仑山东部地区,1929年A.Heim在贡噶山和道孚地区,1931-1935年间E.Norin在喀喇昆仑山及昆仑山地区,1933年L.R.Wager在珠穆朗玛峰及印度大吉岭地区,1933年F.Kingdon Ward在藏南地区,1936年A.Heim和A.Gansser在阿里地区,C.Brown在云南西部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南部地区的考察等。
     1928年2月,印度喜马拉雅俱乐部(The Himalayan Club)成立,其宗旨是鼓励、支持喜马拉雅的旅行及调查,通过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活动增进和提高对喜马拉雅山及邻区山脉的认识,俱乐部每年出版一期杂志,不断支持和参与喜马拉雅山的探险活动和地学调查,开展大量的学术交流活动。在俱乐部成立后的数十年中,包括印度、英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法国、荷兰、美国、波兰等各国组织了数十次地质探险、登山、旅游、滑雪等活动,吸引了数以百计的地质学家、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测量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登山家、新闻记者及学生物参加。有效地促进了青藏高原地区地质调查工作。
     至此,国际上已有数十本外籍人士编写的有关青藏高原的探险、旅行游记传播,其中多为英国人、英籍印度人和俄国人所著。
五、我国地质学家的地质调查研究
     我国地质学家对青藏高原的地质调查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1921年,谢家荣调查了青藏高原北部兰州、西宁及大通河、祁连山等地,对洛奇的认识提出了疑义。1927-1935年,保林在青海省托素湖第三纪地层中发现化石—柴达木兽。
     1929年秋起,谭锡畴、李春昱克服了种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青藏高原东部的川西高原,历时25个月,踏遍了甘孜、阿坝的广大地区,进行了开拓性的地质调查,成为最早进入这一地区开展地质调查研究的中国地质学家。这一期间他们撰写了20多篇论文论著,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见解。此后出版的《西康东部地质矿产志略》(1931)和《四川西康地质志》(1959,附图40幅),全面记述了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区域地质、构造及矿产资源状况,是研究和了解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地质矿产的一部启蒙性著作,至今不失其重要的参考价值。1929年春季,赵亚曾、黄汲清赴秦岭和四川进行地质调查,编绘有该区1:20万和1:40万地质图共41幅,著有《秦岭山及四川之地质研究》。
     20世纪30年代初,植物学家刘慎谔在完成中法西北考察团对新疆的考察任务后,沿青藏高原西侧只身前往西藏,经克什米尔抵达印度,采集标本2000余件;同期,中山大学组织中外科学家前往横断山脉贡嘎山进行地理与古生物考察;徐近之随西藏巡礼团到长祭十三世达赖专使自青入藏,沿途观察高程和气候,在藏三年,在拉萨建立了青藏高原第一个气象观测站,著有《拉萨的气候状况》、《西藏之大天湖》,后来,徐近之在南京多方搜寻资料,将此前一个多世纪的英、德、法、俄、意多种文字资料的有关青藏高原的地质、水文、气候、植物等科学文献5000余条,辑成《青康藏高原及毗连地区西文文献目录》四册,于20世纪50年代相继出版。
     1935年,孙菽青调查了青海金矿,著有《青海省门源化隆贵德三县金矿调查报告》。
     1936年,孙健初通过调查,对黄河上游、祁连山东部地层进行了划分,建立了较准确的地层层序,著有《南山及黄河之地质》;1938年,孙健初通过考察研究,提出青海湖的断层成因说;1940-1941年,孙健初又先后调查了门源、祁连、贵德等地的砂金和祁连的煤矿,著有《甘肃及青海之金矿》。孙健初为这一时期到青藏高原北部地区进行地质调查时间最长的地质学家之一。
     1937年,侯德封在其著作《黄河志》中描述了祁连山的南山系并对煤、铁矿产做了部分论述。
     1940年5月,由队长罗文柏率领的青海至云南公路选线调查队出现在金河西河的河滩上。他们从青海玉树出发,经昌都、芒康(宁静)、盐井、云南的德钦,于同年九月到达昆明。尤其难得的是队长罗文柏左足有残疾,依然率队南北行程数千里,在万般艰苦条件下完成了探险考查,只是因上下乘马极不方便,沿途未能采集化石标本,但对地质情况做了详尽的描述。当时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和仪器仅仅是地质锤、指南针和气压表。所用的地图也是印度测量局出版的一百万分之一的印度及其邻邦地形图。考查结束后,罗文柏先生著有《青康游后刍言》和《江流素隐》,对西藏的人文地理及地质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报道和论述。
     1941年,全国公路总局组织中印公路勘查队,地质工作由林文英担任,但因西藏当局阻扰,仅至盐井及南墩,未能完成任务,考查结束后,林文英先生著有《江流素隐》。
     抗日战争期间,众多地质学家云集西南地区,赴川西、滇西进行地质调查的地质学家显著增多。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在抗日战争期间迁来昆明,改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其地质、地理、气象系与当时的资源委员会勘测处、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地质调查组一起,共同对云南开展了较多的区域地质、构造地质、地层古生物的研究及矿产资源调查。著名地质学家孟宪民、程裕祺、袁复礼、冯景兰、孙云铸、尹赞勋、许杰、张席禔、五曰伦、卢衍豪、董申葆等,均对云南地质、矿产作过卓有成就的研究,部分工作涉及青藏高原东部地区。
     位于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对青藏高原东部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地质调查研究。以路线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工作为主,勘查了涪江、嘉陵江、岷江、大渡河等流域的砂金矿并开展编图工作,编有1:50万地质图7幅、1:20万地质图28幅。研究较多、较详的矿产有煤、铁、石油、天然气和盐类矿产。
     抗日战争期间,孙健初、黄汲清、叶连俊、关士聪、李树勋、曾鼎乾、陈梦熊、梁文郁、徐铁良、陈贲、胡敏、何春荪、翁文波、李德生、黄劭显、刘乃隆、郭宗山、戴天富、宋叔和、路洮洽、王曰伦、尹赞勋、杨钟健、王尚文等人对青藏高原北部的青海省及祁连山地区的地层、构造、岩浆岩、变质岩、矿产进行了专门调查,创建了许多重要地层单位,发现和研究了煤、油页岩、铜、金、锰、黄铁矿、汞、锑、萤石、石膏等十多种矿种的矿产地和一批古生代、中新生代的脊椎、无脊椎动物和植物化石;编写出数十份调查报告和专著。
     李树勳、胡敏1945年著有《青海民和新油苗之初步勘测》。1946年,李树勳又随同青新公路勘查队自西宁沿柴达木南缘至阿尔金考察,著有《柴达木盆地》一文,记述了有关地质情况,并讨论了盆地的成因。国民党中央政府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北分所于1947年组成“青新边区及柴达木工矿资源调查队”在尕斯库勒湖和哈尔腾河一带调查,发现油砂山油苗,著有《青新地区及柴达木地质矿产报告》、《柴达木西部红柳泉油田地质初报》。这些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盆地地质调查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黄汲清是较早进入青藏高原进行地质研究的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之一。在1928年至1929年,他先后从辽东出发,经西安至宝鸡,越秦岭入四川,由滇进黔,跋山涉水,步行万余里,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科学果实。1930年至1932年陆续发表了《秦岭山脉及四川地质研究》、《中国南部二迭纪珊瑚化石》等6部专著。1941~1943年带队调查甘肃新疆的石油地质。在其1945年发表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中,划分出中国若干地台和地槽褶皱带,又划分出古亚洲式、滨太平洋式和特提斯喜马拉雅式三大“构造域”。并对青藏高原的地质构造作了集大成的深刻分析,划分了构造单元,论证了包括昆仑山、祁连山、康滇、松潘、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等在内的各构造带的造山旋回,指出喜马拉雅地槽以寒武纪至始新世连续海相沉积为特征,喜马拉雅运动存在三个主要的造山运动幕,以及从喀喇昆仑山到喜马拉雅山再到恒河平原的构造迁移现象,书中论及的许多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值得提出的是,中华民国与瑞典王国政府组成的“中瑞联合考察团” 于1920-1922年在青藏高原北部的托素湖附近进行调查研究并采集部分古生物化石。该次考察为青藏高原地区首次中外联合科学考察。
四、取得成果
     该阶段的青藏高原地质调查研究受到国际上蓬勃发展的地质学、地层学、岩石学、矿物学等学科理论的影响,得到了长足发展。除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克什米尔地区、帕米尔地区进行更详细的调查研究,厘定了前寒武纪至新近系地层系统,并与阿尔卑斯地区进行对比研究外,在构造研究上也获得巨大进展,基本奠定了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构造格架。此外,调查研究已深入到喀喇昆仑山、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及青藏高原腹部地区。
五、馆藏青藏高原地区1949年10月1日前形成的地质资料
     全国地质资料馆及青海、云南、四川、甘肃4省地质资料馆保存有223种青藏高原地区1949年10月1日前形成的地质资料,包括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谭锡畴、李春昱、叶连俊、关士聪、徐克勤、孙菽青、王曰伦、郭令智、袁见齐、李承三、冯景兰、孙建初、王曰伦、郭令智、程裕祺、候德封、杨敬之、丁毅、薄绍宗、崔克信、叶连俊、关士聪、谷正伦、孙云铸、王钰、黄汲清、郭文魁、罗文柏、曾鼎乾、朱夏、朱森、郑绵平、杨钟健、张炳熹、涂光炽、盛莘夫等人编写完成的地质报告近百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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